2007年，袁征宇博士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带着他在美国积累了二十余年的新药研发与企业管理经验，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之旅。这一次，他选择在张江创办盟科医药有限公司，开发治疗多重耐药菌的抗生素。在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切实利益的同时，袁博士也将继续在细菌耐药大国中探索创新药的研发之路。
复旦猎药人：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研发新型抗生素的重要意义
袁征宇博士：抗生素是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一类药物，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从发现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抗生素曾经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但是今天，由于新型抗生素的研发速度远远赶不上细菌耐药的速度，耐药问题已经对人类的健康造成重大威胁。有人预测，如果不能尽快地采取行动去解决这一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回到1940年以前，重新回到“无抗生素的时代”。
在我国，抗生素滥用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抗生素的人均使用量是美国的十倍，且使用的多为低端抗生素。在部分地区的医院中，革兰氏阳性菌的耐药率达到50%，而革兰氏阴性菌的耐药率则高达70%。为了改善这样的局面，2012年国家颁布了号称史上最严的“限抗令”，决定对抗生素滥用问题加以整治。随着限抗令的实施，无论从医生层面还是百姓层面，抗生素的使用都受到了约束，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开始好转。然而临床上“无药可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对于由多重耐药菌引起的肺结核等疾病，临床上尚未找到具有疗效的药物，很多病人在感染后只能等待死亡。因此，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已经迫在眉睫。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了12种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耐药菌，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特别是希望引起研发企业重视，加大这方面的研发投入，以缓解临床上对于治疗耐药菌抗生素的迫切需求。但从整体上来看，全世界的抗生素研发体量都在紧缩。近些年，获批的抗生素的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三十年，在获批的抗生素药物中，尚无全新机理的抗生素，具有全新的化学结构的药物也只有两个。
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及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高端抗生素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法规对研发企业予以政策上的支持。而我国在高端抗生素研发领域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从事高端抗生素研发的企业也不是很多。尽管这是一个空白、刚需的蓝海市场，但由于研发门槛很高，大家很多都在观望。
复旦猎药人：请问您是如何进入抗生素研发这个领域的？又是如何开始第一次创业的？
袁征宇博士：1993年，我还在Affymax公司工作，我们当时做的是化学合成方法的开发。那个时候组合化学刚刚兴起，我们利用组合化学和表面定位的技术，可以一次性合成数百万个化合物，这样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合成化合物的效率，这项技术的另一个延伸产品就是基因芯片。做出这些新技术后，我也意识到，从新药研发角度来说，光做技术有点“光说不练”的意味，于是我就想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去研发新药，去解决临床问题。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已经出现了细菌耐药的问题，临床对于治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需求比较大，而且抗生素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也相对清晰。鉴于这些原因，我就选择了抗生素作为研发的方向。1996年，我参与创办了Vicuron公司，专门研发治疗耐药菌的抗生素。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到了2005年，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把两个抗感染药物做到了新药申报的阶段。后来，辉瑞以19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Vicuron，这也是当时抗生素领域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这段创业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也在这次实战中收获了不少创业的经验。
复旦猎药人: 请问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选择回国创业？
袁征宇博士：其实我在Vicuron的时候，曾经回国考察过，但是当时中国的条件还比较差，不适合做新药研发。2000年之后，国内的创业环境逐渐发展起来，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相比之下，在美国做新药成本越来越高。考虑回国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耐药大国，但高端抗生素的研发与供应远远达不到临床的需求。我认为应该回国为改善这样的局面出一份力量。 2007年，我觉得回国发展的时机比较成熟了，就回到了上海，和Gordeev博士一起创办了盟科医药。
复旦猎药人：您在创立盟科时，曾遇到过哪些困难？
袁征宇博士：刚回国创业时，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创业环境，中美两国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创业初期，我们主要遇到了两方面问题，一是资金的问题，二是研发方面的问题。2007年的时候，国内的大部分风险投资都不愿意给做新药的企业投资，许多拥有进入临床阶段产品的企业都很难吸引到投资方，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发管线。当时在国内走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投资方，一度让我感到很绝望。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事情出现了转机。我有幸见到了晨兴资本的Gerald Chan 博士。在交谈过程中，我跟Gerald讲述了我自己对于运作这家公司的理念，我认为当时中国只具备新药研发的基本技术，但是高层次的战略以及临床设计都很欠缺，离国际水平还差的很远，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补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国内的条件和自身的优势，利用国外先进的战略布局、药物设计及临床设计来引领国内进行一系列基础实验，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新药做出来也可以同时供中国美国两地用。Gerald很认同这个观点，我们一拍即合，就这样，晨兴资本也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投资方。
创业之初，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重新定位我们的科研方向，因为刚刚结束了第一段创业，所以我们不能做与之前类似的东西，一切都要重头开始。可以说我们这次是从“黑板开始做新药”，要重新结合我们的经验和临床上的需求去选择研发的方向。
复旦猎药人：盟科发展至今天，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个是您最骄傲的？
袁征宇博士：现在盟科已经有四个在研项目，其中 contezolid(MRX-I)和contezolid acefosamil（MRX-4）用于治疗由多重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引起的感染，其临床试验在中国和美国同步进行。公司还有两种针对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药物MRX-8和MRX-10，也将于近期分别进行临床试验。我最骄傲的还是MRX-I这个药物。我们的定位是找到安全有效的新型抗生素，往往抗生素的治疗效果与毒副作用是成正比的。其实找到抑制细菌生长的化合物并不难，难就难在找到一个既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同时又不会对人体产生过多副作用的安全并有效的药物。幸运的是，在公司成立仅仅一年后，盟科就找到了第一个候选药物MRX-I。MRX-I用于治疗超级阳性耐药菌MRSA（耐甲氧西林黄金色葡萄球菌）感染，其上一代同类药品是2000年辉瑞公司推出的重磅药物利奈唑胺（商品名斯沃）。利奈唑胺上市后，人们看到它治疗潜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致命弱点：骨髓抑制毒性。与利奈唑胺相比，MRX-I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保持了良好药效的同时又降低了骨髓抑制毒性。近些年，很多企业都在寻找能够代替利奈唑胺的药物，但是都没有找到。我可以说，我们战胜了其他对手。MRX-I的研发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先后获得两届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上海市科委医药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2011年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支持。这个药物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III期临床试验入组和美国的II期临床试验的入组，我们对这个药物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在美国的FDA和中国的CDE共同参加的会议中，还以我们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为案例，进行过几次讨论，因为在中美两国独立开展临床试验并在实验结果中显示出高度一致性是非常难得的。目前我们正在整理数据，预计在今年申报新药证书。
复旦猎药人：刚才您也介绍，目前抗生素研发的动力不足，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袁征宇博士：我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资本市场对于高端抗生素将来的市场利润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从资本的流入量就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老百姓出于固有的消费心理，即便是严重的感染同样可以致命，但是相比于肿瘤等疾病，他们不愿意接受高端抗生素较高的价格，这也间接造成了高端抗生素的价格困难，降低了高端抗生素的利润。想要改善整体环境，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医患多方的共同努力。合理使用抗生素既要求患者在不该使用抗生素的时不去使用抗生素，也要求医生在发现或怀疑由耐药菌引起的感染时合理使用有针对性的耐药菌抗生素。另外，政府层面上也需要做出相关政策的调整，去改善研发企业的生存环境，支援企业对于高端抗生素的研发动力。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国会于2012年7月通过了抗生素研发激励法案（GAIN：Generating Antibiotic Incentives Now Act），并首次提出QIDP（抗感染药物特别认证，QIDP，QualifiedInfectious Disease Product）的概念，这项认证适用于治疗由耐药菌引起严重感染的药物，对于获得QIDP资格的药物，FDA会予以其三项支持：药物研发阶段的快速通道（fast track）、审评阶段的优先评审（priority review）以及上市后额外五年的市场独占期（additional five years exclusivity）。我国目前的整体环境虽然在慢慢好转，但还是缺乏维护和促进高端抗生素研发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复旦猎药人：这么多年的猎药生涯，您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转换，您喜欢哪个角色？这么多年您有哪些体会？
袁征宇博士：之前一直在做研发的工作，现在不仅要负责研发，还要管理公司，与投资人打交道，为研发争取更多的资金。尽管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CEO，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公司的管理上，但是我还是不会放弃研发，我依然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研发数据，去和大家讨论怎么修饰化合物，怎么制定治疗方案。另外，做新药，永无止境，会不断地有新的方向可以做。目前，除了由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外，临床上一些由细菌引起的非感染性疾病也越来越多的引起关注，我们也将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探索。
新药研发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一颗比较强大的心脏。它的投入周期漫长，为获得相同的回报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做我们这一行，有许多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比如我可以骄傲的说，我做出的产品不是针对一个人，一个企业，我们的新药对整个社会都会有贡献。
采访&责编|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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