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实录】猎药人风采之上海篇 ：专访轶诺药业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寿建勇博士

复旦猎药人：   从您的经历来看，您参与研发的项目涉及到了肿瘤，神经科学，代谢以及再生医学等诸多领域，请问您最开始是如何接触到这些领域的？可否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及创业前的工作经历？

寿建勇博士：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科研经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每次科研方向上的转变并不是我有意为之，但这些转变让我在每个领域中都收获颇丰，并且对我的科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是交大生物系的第一届本科生，专业方向是生物化学。学校当时请了许多中科院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专业课，他们在传授知识时并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而是在课上讲了许多最新的文献，分享了最前沿的科研进展，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科学，也激发了我对科研的兴趣。在学习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对于神经科学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小时候邻居家两个患有先天性痴呆的小孩，让我意识到神经性疾病对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又恰逢“The Brain Decade”，于是在毕业后，我选择去了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继续深造。直到到后来去读PhD, 我一直专注于神经再生和干细胞的研究领域。在基因泰克（Genentech）做博后的时候，由于公司研发战略的调整，我所在的课题组改变了研究方向，我从那时候起开始转向肿瘤研究。当时基因泰克具有很浓的科研氛围，再加上导师的支持，我在新的研究领域进展很快：我们研究了一些关键的发育相关信号通路在肿瘤生成和生长中的作用，我们还研究了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细胞生长调控的分子机制。在当时，这些都属于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课题，尤其是我们发现了干扰素信号通路在肿瘤微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业内的高度评价，即便放到今天，这些依然属于肿瘤免疫领域中的热门课题。我在当时还尝试了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和研究思路，譬如用转基因动物实现特异性细胞敲除的方法，被一些公司和实验室所沿用至今。这是我第一次转换科研方向，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建立了自信，这种自信对我之后的工作影响很大：当你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你会告诉自己其实很多问题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读博后的后期，我还做了一些和神经科学相关的项目，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成年哺乳动物内耳毛细胞的体内再生，受到了业内高度的评价，这项研究也是后来诺华推行世界上首个耳聋基因治疗的科学基础。回国后，我分别任职于诺华、GSK和礼来，他们对我过去的研发背景和取得的成绩都比较认同，也给了我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有机会带领团队在新的领域中继续探索。在诺华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毛细胞再生和听力研究的创新平台，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可以说这个项目在整个行业内都是领先的。后来来到中国礼来公司工作时，我有幸进入了代谢类疾病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感恩，能在不同的公司做不同的事情，还能在其中做出一定的成绩。

复旦猎药人：   在不同的研发领域中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科研方向的转换上，您有哪些自己的心得？

寿建勇博士：   我每次科研方向的转换都存在着一些机缘性，并不是跟风去做热点。同时我也觉得转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许多科研的手段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尽快熟悉这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但是对于深层次的疾病机理等的理解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对疾病的全面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除了基础研究，你还要深入理解临床、病理等数据背后的意义。而且，不同的疾病也需要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转换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在建立自信的同时也会很有成就感。值得参考的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克服自己心理上的壁垒，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领域中。在科研方向的转换时你也需要一定的策略。首先，我觉得转向两个领域的“中间地带”是一个比较好的起始点。学科之间有共通性，同时现在技术层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小。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发散性思维，把你过去的所学所长创造性的应用到新的领域中，往往会有些新的发现。第二就是你需要一个好的平台，尽可能地接触到这个行业中最顶尖的专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他们的经验和建议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从自身来说，科研方向的转换需要你主观上要加倍地努力，去把控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复旦猎药人：   您觉得哪段经历让您最难忘，这段研发经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寿建勇博士：   最难忘的应该是我在基因泰克做博后的经历。博士毕业后，我当时要在斯坦福和基因泰克中选择一个实验室去做博士后。我所应聘的斯坦福的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人类遗传（human genetic）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而基因泰克的神经科学部门做的是一个听力再生的项目。基因泰克的研究更加贴近对疾病的治疗，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机理和研究手段与我做Ph.D时涉及到的内容比较相似，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延续性。因此，我最后选择了基因泰克。

                        再者，基因泰克是为数不多的能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两个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的药企。根据1999年的统计，基因泰克的高分文章被引用率甚至可以媲美全美顶尖的WhiteheadInstitute。在基因泰克，你可以充分地接触产业化的项目和最前沿的基础研究。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决定去基因泰克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同时我也一直很感激我的导师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基因泰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公司非常注重原创性，无论是理念上还是技术上，他们做的研究都非常超前，公司也拥有在诸多领域中的重量级专家，几乎每个实验室都发表多篇CNS的文章，这在工业界是非常少见的；二是他们在专注原创性研究的同时还大力推崇无私的合作。那段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一家好的企业需要平衡好academic curiosity和药物开发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创新企业，一定不能弱化做科研的部分，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做药”与做基础科研中一些内在的不同。在基因泰克工作时，公司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也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轶诺的同事有类似的体会。

复旦猎药人：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回国发展？中国医药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寿建勇博士：   首先我要感谢诺华，GSK，和礼来，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和平台，让我有机会发挥自己这些年来的所学所长，做一些对中国病患有益的事情。 其次，回国对于我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在诺华的时候，我曾有幸领导一个有二十几个PhD的团队，其中不乏多名资深海归，他们都有很强的学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上公司领导的支持，我们多个项目的进展比较顺利，做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成果。如果留在国外发展，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我选择回国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重视家庭，一直想回国，在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以照顾到家人、享受家庭的温暖。

                        目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从大的层面上讲，国家对新药研发非常重视，支持的力度很大，这种大环境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片成长的沃土。同时现在国内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生物医药发展最好的两个地方是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究其原因一个是人的因素，另一个是资本。在波士顿汇集了哈佛、MIT 等顶尖高校，还有麻省总医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机构，具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同时这两个区域都是VC/PE活跃的地方，有了人才和资本，企业的发展才会很顺利。当今中国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个有力的位置。今天国内生物医药产业能够风生水起的一个关键因素还得益于我们的人才储备。曾几何时，我们国内的企业很少做新药，国内也缺这方面人才。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具有科研能力和熟悉企业管理的综合性人才聚集到国内从事这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感谢这些在华发展的国际制药公司，它们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和技术，为这个行业输入了许多科研和管理人才。和跨国药企相比，本土的创新企业可能会更加了解中国的临床需求，也更适应国内的创业和研发生态，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现在在上海特别是张江的初创公司很多。我坚信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这些初创公司一定会慢慢做大，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

复旦猎药人：   当初为什么要决定创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身份转变后，您又遇到了哪些新的挑战？

寿建勇博士：   创业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内心和职业发展来看，我这些年在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很多研发和管理经验。我很想利用自己所学和特长在中国的新环境下探索出一种更有效的、跟中国结合更紧密的新药研发模式。从团队上看，我和另一位创始人江磊博士在诺华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我们一起合作项目，他负责药化，我负责生物。我们性格互补、爱好相似，比较投缘，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闲聊时我们就憧憬什么时候我们能自己去成立一家企业，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那个时候，心中就埋藏下了这样一枚种子。后来国内创业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创业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一起出来做公司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下，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制定合适的研发策略，布局有竞争力的产品管线，并把项目有条不紊的推进，是我要考虑的头等要事。除了研发上的事情，我们还要建立好的公司文化，我们推崇创新和关怀。创新是源泉，关怀病人和我们的员工是根本。即便公司还在初创阶段，我们也要站在员工角度出发，要考虑到他们的未来，为他们提供成长的空间。

复旦猎药人       您在带领轶诺发展的过程有哪些自己的理念？在公司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带领公司取得了哪些成绩？遇到过哪些困难？

寿建勇博士：   目前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团队建设。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是大公司出来的精英，也集聚了许多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技术能力很强, 更有为病人做药的情怀和激情。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选择加入轶诺。

                        在公司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研发战略，建立了颇有竞争力的研发管线，申请了多项专利，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在公司的定位和决策考虑上，首先，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去重视中国的一些严重的、高发的疾病。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和情怀，要造福中国患者，要为中国制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二点是，我们非常重视信息学在药物研发中的作用。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化学和生物信息学部门，在我们的项目研发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一直认为信息学对小公司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它不仅可以帮助靶点验证、适应症遴选，还可以帮助把控研发风险。第三点，我觉得对外合作非常重要。我们会专注于我们的专长，在遇到不擅长的领域时，我们会选择和国内外的公司合作，建立一种Value-created的合作方式, 以期价值的最大化。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质量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直用大公司的项目质量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建立了一套严格有效的质控体系。我们的产品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我们的承诺。

                        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资源上的。新药研发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不同的阶段会碰到不同的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和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很多初创公司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更努力、更有创造性地去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加强合作，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复旦猎药人：   您觉得作为一名猎药人需要具备哪些品质，您的未来还有哪些目标？

寿建勇博士：   第一，我觉得最重要是passion。作为一名猎药人，失败的次数要远远多于成功的次数。如果没有对这个领域的热情，你很难坚持下去。第二，专业储备要兼具深度和广度，这是这个行业的性质决定的。第三，作为一名猎药人，一定要具有创造性的头脑。药物研发极具挑战，困难重重，当我们被当前的困境限制住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可能又是柳暗花明。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去用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第四，需要决心和毅力，同时要善于合作。制药周期非常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内部团队在自己设法去解决它时，也要尽可能借助外部资源。另一方面，心态很重要，面对困难，你需要时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坚持下去。最后就是，作为一名猎药人，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是Drug hunter ，不是candidate hunter，也不是molecule hunter。做药很难，只有每一步都注重质量，最后才有可能成功，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成药，一定要对病人负责。我很喜欢基因泰克的一个logo，上面写着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life。制药不能投机取巧，你做出的药关乎着患者的安危，你必须要严谨、认真、严肃地对待。我希望我们轶诺将来可以成为基因泰克那样的公司，在科研能力上具有领先水平，同时还能真正地给患者带来切实的益处。在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就明确以“为病人提供最大的治疗价值”为己任，坚持源头创新，立足自主研发。

                        我们希望我们公司每做出一个产品都会留下一个印记，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去赶热点。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轶诺人会一步    一步踏实走下去。

采访&整理 | 任安然 ; 编辑&审阅 |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