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去回馈国家和社会，
推动国内医药行业的发展，于我而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房健民教授，同济大学教授、博导，同济大学苏州研究院院长
2009年，在美国加州Panorama研究所担任抗体工程研究部主任的房健民博士受到时任同济大学校长裴刚教授的邀请，决定回国发展，加入同济大学，担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过九年的打拼，房健民教授在生物医药创新创业方面成绩卓著，已经成为国内生物药领域创新研发的领跑者，领导研发了多个以“首个”冠名的候选药物：如国内首个眼科一类新药、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ADC药物……丰硕的研发成果为患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加速了我国生物药物自主创新的步伐。从硅谷到上海，在这些耀眼的成果背后，是这位猎药人不懈的努力、多年的坚持和持续的付出。
复旦猎药人：您当初为何会选择回国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当时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房健民教授：是的，当时选择回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现在，国内生物药物的研发如火如荼，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2009年正是这一波浪潮刚刚启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无疑为我们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年裴刚校长对我说，“你回来吧，回来以后可以在国家层面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坦白地讲，比较而言，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能会更好一 点，尤其是在硅谷这样一个科技发达、气候舒适的地方。但老实说，在美国我个人发挥的作用还 是非常有限的。回国后，我们这些海归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重大项目的规划和执行。 比如我在回国后参与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科技部“十三五”规划、2025中国制 造计划、以及新药评审的政策改革等工作。我认为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去回馈国家和社会，推动国内医药行业的发展，于我而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复旦猎药人： 在您回国后，陆续有药物转化成功，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房健民教授： 第一个转化项目是康柏西普。这个项目的早期工作是我在美国完成的，后来把它转让给了成都康弘药业。转让后，我继续进行对它的研发进行技术支持。这个药物分子最早叫FP3,后来称为KH902，最后命名为康柏西普，是用来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AMD）和其他眼底病的，对肿瘤也有效。这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眼科一类新药。当时国内对AMD的认识是不够的，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的视觉下降甚至失明是由于年龄大了所导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知道要去治疗。其实，通过药物的干预，病情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是逆转的。所以当时在国内，病人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都被忽视了。目前，世界上治疗AMD的首选治疗方案都是抗VEGF药物，康柏西普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多靶标和高亲和力。康柏西普是一个抗体融合蛋白，它对不同亚型的VEGF，包括VEGF-A、VEGF-B以及PIGF都有很高的亲和力。康柏西普有国际专利，2013年获得国家食药总局批准的新药证书，2014年正式在国内上市销售，目前正在美国做临床Ⅲ期试验。从国内的临床试验结果来看，它对AMD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同时对于其他与新生血管有关的眼底病也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第二个转化项目是泰爱，也叫RC18。这是一个针对于自身免疫疾病的药物，也是一个抗体融合蛋白。对于自身免疫疾病，大家都比较关注T细胞，其实很多免疫疾病的发病都与B细胞有关，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症、NMO、重症肌无力等等。BLyS是调控B淋巴细胞的一个关键因子，能够控制B淋巴细胞的分裂、分化、成熟。针对于这个靶点，GSK开发了贝利单抗，用来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贝利单抗是美国FDA在50多年来批准的唯一一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药物，但是治疗效果其实很一般，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从B细胞的生物学角度来说，与BLyS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因子叫APRIL，这两个因子一起作用于受体，进行信号传导，因此仅仅阻断BLyS信号是不够的。我设计的这个“泰爱”药物分子是可以结合多靶标的抗体融合蛋白，可以同时阻断BLyS和APRIL，以求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个药物我们已经做了10年，已经进入3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对红斑狼疮、风湿性关节炎、视神经脊髓炎等疾病做临床试验，。泰爱有全球的发明专利，我们也对它非常期待，希望它成为一个“first-in-class”的药物，也希望在将来它能够进入到全球市场。
第三该转化项目是RC48，这是一个抗体偶联药物，即ADC药物。RC48也是一个创新药物，是我国第一个进入临床阶段的ADC药物，目前已经进入了Ⅲ期临床阶段，进展很顺利，对胃癌、乳腺癌都有很好的效果。ADC的工艺比较复杂，我们进行了很多探索，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建立了质量验证体系。期待它会成为我国第一个上市的ADC药物。
复旦猎药人： 您的实验室现在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房健民教授： 除了新药的研发外，我们也正在做一些基础研究，关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PD-1药物在治疗肿瘤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从PD-1药物的临床表现来看，它的总缓解率（ORR，overall response rate）非常低，只有15%-25%左右，也就是说它对近80%的患者治疗效果不好，在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于耐药性引起的。但20%具有治疗效果的患者是可以长期生存的。PD-1药物的治疗曲线不同于一般药物抛物线形状，它是先逐步降低，最后维持在一个平稳值上。所以我们就想解释为什么PD-1药物对有些病人无效。我们建立了几个转基因动物模型，去探究PD-1药物的耐药机制。我们现阶段关注的另一方向是如何调控和改善肿瘤微环境，在肿瘤微环境中寻找新的靶标，探索联合治疗的新策略，改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复旦猎药人： 回国后的九年时间里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那您对在高校做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的心得？
房健民教授： 在高校做新药研发的成果转化，我有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就是要对药物靶点有充分的了解，对相关药物分子的成药性进行正确的判断。能成药的项目其实是不多的，很多课题组对于药物的成药性判断不够，大多数课题在硕士、博士完成毕业、文章发表后，项目就停掉，开展不下去了。当然，不断地进行基础性探索是新药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也不期望所有研究项目都能转化成产品。其次我觉得善于寻求多方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新药研发的基础研究部分完成后，在后续的推进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产业化问题、工程问题和法规问题，这些问题单单靠学术机构是很难解决的。有些早期研究项目其实有成药的潜力，但往往由于没有产业化的合作伙伴，文章发表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怎么样去得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寻找合作伙伴或投资人来支撑你的项目进行下去是很重要的。我的优势在于对药物研发流程和相关的法规比较了解。我在国外时，有机会接触到新药产业化的相关工作，所以，对于药物研发后续的一些路径看的比较清晰。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处理好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要把企业委托开发项目和高校课题组申请的项目清楚地分开，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的出现。
复旦猎药人： 除了有科学家的身份外，还兼具企业家的身份，在企业创新方面也做的相当出色，能不能谈谈您创建的荣昌生物和迈百瑞这两家公司的情况?
房健民教授： 2008年，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和烟台的荣昌制药一起创建了荣昌生物，创建这家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研发一些前沿的药物，而不是做仿制药。现在荣昌生物运营的非常顺利，研发管线中有10多个一类新药。其中泰爱、RC48都进入Ⅲ期临床阶段，被寄予厚望。另一家公司是迈百瑞，创建于2013年，其成立的背景是当时我们都在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 MAH）在国内的实施。国内在没有实施这个制度之前，药物研发企业必须也要负责生产，这对于很多做药物研发的小型企业和高校教授来说是很不利的，一是一般的企业缺乏资金去建厂，二是药物研发的风险比较大，很难去判断后续的走向。我们觉得有必须要在国内落实这个制度，所以大家都希望出台MAH制度，我们千人计划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在这方面给国家建言。因此当时我们就决定应该成立一家公司，在MAH制度下为生物制药企业做药物开发和生产服务。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裴刚校长的支持，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样我们就成立了迈百瑞国际生物有限公司。现在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CDMO（contract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公司，它不做自己的新药产品，但是会帮助其他公司进行产品开发、工艺优化、GMP生产、和注册申报等工作。我们想把迈百瑞公司做成一个品牌，打造成一个公共资源，因为它现在有比较成熟的团队和技术平台，可以每年向CFDA和美国FDA申报许多个新药临床申请，大大降低新药创新的门槛，利用MAH制度，给许多有待转化项目的高校老师和企业带来切实的便利。
复旦猎药人： 通过您回国后的观察，您觉得我们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国外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房健民教授： 其实我们国内的教育也在不断地改革和进步，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课程设置与国外的顶尖高校相比，预设性比较强，缺乏探索性。学校过于强调学生的毕业率和就业率，缺乏淘汰制度，与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的大学生确实是“太轻松”了。学校应该在学生的职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仅仅是靠课堂的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很多知识也很难覆盖到，高校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去给学生创造更好的氛围，让学生去了解自己所在领域的前沿信息，拓宽行业的视野。我在哈佛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讲座、社团活动让我了解到药物转化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我都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很多高校的科研存在“赶热点”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做一些所谓“冷门”的研究。比如我在20年前就开始做肿瘤免疫的研究，直到10年前肿瘤免疫还是一个不被看好的方向，很多临床试验都失败了，很多人认为肿瘤免疫没有前途。我记得当时经常出现一个会议只有几个人到场的现象。这几年肿瘤免疫非常热，大家就都去做肿瘤免疫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的是你的科研方向在没有变成热点之前，你要去克服困难，去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热点。否则，在下一波热点到来时，我们又失去了主导的能力，只能再次被动地“赶热点”。
复旦猎药人： 您觉得高校本身还应该为产学研的发展创造出哪些有力的条件？
房健民教授： 现在的问题是，在高校内部，科技转化的政策往往不够明朗。尽管出台了各种政策，但很多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教授对合同、知识产权、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还是不清楚应怎么办。相比之下，美国的很多高校有专门负责技术转化的办公室（Office of Tech Transfer, OTT），他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负责转化的一系列工作，这样就给教授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我们的高校应该坚定地鼓励教授进行成果转化，并且为他们服务。因为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去鼓励基础研究。高校的成果转化后，一是会给病人带来切实的好处，减轻国家医疗体系的负担；二是药物的销售会给国家带来税收。而且高校也可以在转化的项目中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一直认为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力量是高校非常宝贵的财富，高校方面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财富。我总爱举“斯坦福和硅谷”的彼此成就的例子，可以说正是由于斯坦福校方英明的决策，才推动了今天硅谷的形成，而产业创新精神也成了斯坦福最鲜明的特色，这也是我们国内高校应该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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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责编 | 李明、徐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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