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30多年的飞速发展，美国环波士顿地区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以基础研发为主导的产学研互动格局、不断涌现的创新型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汇集的大型制药企业研发基地、丰富的风投资源与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以及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环波士顿地区获得成功的经验。在思考和谋划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时，剖析、总结过去近30年里波士顿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制药企业云集重镇的成功要素，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当前，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如何实现从以跟踪研发为主到以自主创新研发为主的转型升级？中国如何从医药消费大国转变到医药研发强国？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只有当我们提供更多优质、新颖、高效的医药产品服务全球市场时，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药创新中心。
环顾世界，当今基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纳米技术、分子影像等新科技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突飞猛进，创新药物研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医药研发已经向以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为引领的新研发模式发展。特别是经过近30多年的飞速发展，美国环波士顿地区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波士顿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是由于它具备了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必要元素，形成了理想的生态环境。
因此，在思考和谋划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时，剖析、总结过去近30年里波士顿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制药企业云集重镇的成功要素，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波士顿经验
以基础研发为主导的产学研互动格局
环波士顿地区医学医药领域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聚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等40多所世界顶尖高校；还拥有全美著名的麻省总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优质临床医学资源，以及众多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新材料及化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这三者高度集聚于一个相当紧密的地区，形成了创新研究的人才源头和信息沟通、交流的最便捷地理环境，也使得以这三者为主的互动创造出的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具有相当集中的整体性效果，能够成为创新转化的丰富源泉。同时，三者互动还逐步形成了引领当今医药领域最新发展趋势的研发模式“Bed-Bench-Bed”（BBB，即“临床-实验室-临床”的研发模式），也为全球制药企业巨头、初创公司与大学、科研机构间的紧密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以基础创新研发为主导和源头的新型产、学、研互动格局。
不断涌现的创新型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基于美国深厚的知识产权、专利意识和创新传统，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科研机构创造的丰富研究成果和专利，成为迅速衍生众多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主要源泉。同时，还有大量的个人创业和医药企业延伸出来的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使环波士顿地区成为全球生物医药技术初创公司最为活跃、富集的高地。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成为创新研究成果产品化的最重要生力军。
汇集的大型制药企业研发基地
环波士顿地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丰富资源，以及众多生物技术公司的创新成果，吸引了世界级大制药公司纷纷在此创建研发中心，或者将其转移至此地。如诺华制药于2002年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了新的研发总部，辉瑞、赛诺菲、阿斯利康、默克、施贵宝、雅培、安进等大型制药企业也通过新建或并购的方式在环波士顿地区建成了各自的生物医药研发基地。大型制药企业丰厚的资金实力和超群的创新产品市场化能力，为最终实现基础创新成果的价值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和载体。
世界一流的高校院所、医院、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和全球大型制药公司的集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它包括：从事临床医学研究、基础研究以及创新研究的优秀科学家（包括他们指导的各层次学生），掌握最新技术的熟练技术人员，以及理解、熟悉生物医学的高水平的新型项目管理和企业管理人才。与传统的管理人才不同，他们实际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创新研究，共同构成了创新的主体，保证了创新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产业化，实现其高价值、高效率的产出。这类新型管理人才与基础研究科学家的互动，进一步优化了人才聚集与科技创新的马太效应与良性循环。
丰富的风投资源与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
生物医药研发具有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环波士顿地区以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吸引了众多的风投公司集聚于此。最近，美国FierceBiotech网站依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统计，评出在生物技术领域最活跃的17家风投公司，其中10家将总部或分部位设在波士顿地区。
与大量风投资本相配套的是成熟的投资理念（具有长远的大战略目标）、项目遴选、孵育机制和项目及企业管理机制。以笔者在波士顿的亲眼观察，不少风投公司如三岩，频果树等都有系统的配套的专业人员对初创公司的创新研发和运营进行人力资源支持，有力地保障了初创公司健康发展。
此外，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如IPO等），也为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创新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资本支撑，推动了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
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如果说上述几个因素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必要环节。那么各州政府则为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环波士顿地区的各州政府纷纷通过“有加有减”等方式大力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例如，2008年马萨塞州提出了一项10年10亿美元的生命科学投入倡议，目标是加强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再如，各州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实行税收减免等利好政策。同时，通过坚持“宽严并举”的方式，既为企业提供简单而高效的行政服务流程，又从严实施环保治理措施，从而打造了生物医学产业发展的既宽松又严格合理的良好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各个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内在逻辑关系，即以高校院所等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为核心，构成一个互动的体系。
上海现状及对策
无独有偶，从时间上看，上海的生物医学产业，特别是张江“药谷”启动发展的20多年，与环波士顿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几乎重叠，而从各项成功元素看，也具有基本相似的可比较性。
上海聚集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知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多个研究所，还有众多在全国也称得上一流的医院。在上海（特别是张江），国内外制药企业巨头研发总部的数目不断增加，以“海归创业”为主体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也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以及相对完善的创业环境，对大量的国内外各类人才尤其具有吸引力，是海内外人才集聚的高地，这是中国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各类金融资本云集，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投入到生物医药产业的资金正在快速增长。此外，上海市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对各类生物医药开发园区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对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的作用。
这样看来，上海似乎已拥有了与环波士顿地区同样的全部成功要素。但是从结果上看，我们的投入产出与公众对这一产业的期望落差非常大。
问题是多方面的，解决问题也需要多方面入手，但是牵牛要牵牛鼻子。其中，加强高校院所在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提升组织管理质量是最关键的核心环节。
第一，必须加强高校院所的新药源头创新研究。在生物医药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创新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临床、基础医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及生命科学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这些原创研究，一端直接依赖基础研究，另一端与临床（包括临床研究）及生物医药产业紧密结合。
这个区别于其他科研领域基础研究的特殊性，凸显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成果与生物医药创新研究的紧密联系之间处于极为重要核心环节。因而，各个高校院所在基础研究中应该克服各自独立、分散的状态，加强互相协调合作，整合资源与优势，成为相互有机联系、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新药源头创新的核心，力求在源头创新中获得最有效的突破。
高校院所在潜心、扎实地做好前沿基础研究的同时，必须注重创新转化的研究；在紧密追踪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需要准确地了解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这要求高校院所在科研管理、知识产权的管理上有新思路，以适应“实干兴邦”的新常态。
创新需要激情，更需要定力。新常态需要高校院所在其顶层设计上要有所回归，有所拓展。所谓“回归”就是高校院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回归到关注基础研究的强项上来，聚焦源头创新，争取突破。所谓“拓展”就是要在产、学、研系统中进一步拓展最重要的源头创新作用，加强产、学、研紧密合作。事实上，高校院所在产、学、研链条中紧密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我国区别于不少其它国家的突出比较优势。
既然我国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依靠集中力量、紧密合作，在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人工胰岛素的全合成，那么有理由相信，在各项基础设施、硬件设备与国际一流水平相差无几的今天，通过合作和有效的管理，能够更多地完成国家重大需求的创新项目（如肺癌治疗）。
第二，高校院所要改变思维，加强研究模式、管理模式创新和研究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具备了运用临床-实验室-临床的创新模式，但是创新药物的研发不仅仅源于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还涉及到全过程的管理，而这方面是目前高校院所比较欠缺的。因此，我们在必须注重创新研究外，还必须注重全过程中的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即科研团队）的建设，加强两栖人才引进和培养。这里说的科研团队已经不限于原来意义的科研团队，他们是在适应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生物医药研究模式变革的条件下发生的。如上面说过的，新团队的人员构成都发生了新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只要我们改变思维，加强研究模式、管理模式的创新和研究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确立合理目标，提升管理水平，踏实推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战略目标的。
鉴于高校院所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利用其职务发明设立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是实现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政府和大学管理部门应该理顺并完善相应的制度，鼓励并扶持基于高校知识产权的“衍生”公司的创立。
高校院所原创发明者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当今的源头创新与转化、创业是有巨大差异的，尤其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接力赛”，让擅长项目管理和企业经营的专业人士大胆接手，以便更有效地完成源头创新和转化、创业的全过程，实现更大的创新价值。同时，不言而喻，合理的利益分配保障机制是实现新常态下良好创新生态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政府要加强源头创新的投入，引导风险基金，改革科研基金体制，降低创新的成本。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是科技领域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政府的投入要避免平均使用科研资金情况，应继续在源头创新上增加投入，并在科研资助的项目的申请、资助审核及管理上加快制度改革，提高透明度，杜绝“学士腐败”，从而实现科研基金更科学、更高效、更有效的管理，使定向资金流向“源头”，提高产出。目前尽管政府对科技，包括生物医学产业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是在源头创新上的产出效果不显著，这与没有在源头创新上真正有效地投入有关。
增加对源头创新的投入是政府的职责，对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整体国力至关重要。政府的前期投入一旦获得突破，就会带动整个产业的乃至整体经济的最终发展，使我国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强国。
同时，在源头创新方向的确立、目标的设定等决策过程和决策程序上，要进一步加以完善，进一步发挥专业智库在这方面的作用，这是当今新科技发展规律决定的。
上海的风投在逐年增长与完善，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需求及创新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从数量上看，产业基金的数目要远远大于创新基金，而且真正愿意承担风险的风投也不多。因此，政府引导基金带动风投基金聚集于源头创新方面，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其中，更多投入创新型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孵育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完善的模式。当然，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应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通过上市等手段直接向市场募集发展所需的资本。
第四，医药企业在寻求与高校院所更多的合作时，应转变观念，努力增加对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的长线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企业在对高校院所的基础性创新研究支持度很低，更多地寻求“短、平、快”项目。因此，我们的企业家要转变观念，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并以实际举措增强长线投入。事实上，一个来自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一旦转化为新药，企业得到的回报是极其广泛、丰厚和持久的。此外，企业的投资是非常讲究成本、利润的，企业参与投资也有利于经费监督、使用，实现效益最大化。
第五，政府要创造良好的源头创新生态环境，改革不适应创新发展的规章制度。创新是有时效性的，如专利的保护期限、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和先后顺序直接影响到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地方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提高必要的行政审批效率。帮助创业者提高创新创业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尤其要从国家的层面加快新药审批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修订，加快创新药品的审批，同时实现产证分离，加快创新产品的市场化速度，节约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
展望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特别是以张江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已经具备了平台资源集聚、研发成果显著、产业链初具规模的条件。相对于其它高科技领域，生物医药产业更加成熟，正处于突破的临界点。因此借鉴环波士顿生物医药产业的有益经验，以新视野整合上海的各个源头创新的资源，发展上海具有的优势，上海最有条件在国内率先打造成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中心。
